黄祖辉：“千万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

正因如此，针对即将修改的《行政复议法》，学者们的主流观点便是强化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以保证其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公正性和权威性。(13)钱弘道、吴亮：《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的平衡——解读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

(17)应松年：《对〈行政复议法〉修改的意见》，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24)刘风景：《立法目的条款之法理基础及表述技术》，载《法商研究》2013第3期。行政复议立法目的通过对具体规范条款的统摄性，最终也必须付诸实践。(18)行政复议制度要想发挥解决行政纠纷的功能，也必须遵循这样的程序正义，至少也得遵守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包括程序中立、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等。行政复议法虽然也有着监督行政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但其无法上升到价值的层面，它们最多也只能作为制度实施所追求的目标，而不能当作价值的评价标准。

(一)立法目的条款之内部体系化重塑 虽然在内容上，监督行政维护权益解决行政争议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将三者同时列于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条款之中，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内容提要：在我国，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条款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宪法效力来源与超体系论证 本文讨论的几种宪法学说都主张宪法的效力来自于社会事实，而非定言命令式的正确性主张。

[68]规范宪法学则更为看重宪法独有的控制功能：合宪性审查，将之作为立宪国家的拱顶石加以体系化研究。第二，现代合宪性审查实践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并不是凯尔森设想的效力金字塔图谱，宪法高高在上，通过刚性的一致性标准来发现下位法的错误。在我看来，体系突破禁止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宪法学对自身概念与效力去道德化理解，没有展现宪法在概念上的道德深度，没有扩展效力的道德维度。[14]对于这三个命题的理解和辩护强度在内部有不同，例如在社会事实命题上有以凯尔森为代表的弱事实命题与拉兹为代表的强事实命题。

[60]系统论宪法学注重宪法通过一种自创生的时间演化机制来不停调整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并对自身保持反思、改良与可错性态度，[61]也完全体现出惯习命题内在视角的主张。第二种是实在道德模式，以宪法社会学为代表。

②体系效力，单个规范不仅满足自身渊源标准，而且因为不违反上位法和宪法而具有的效力。上述研究取向都在不同程度地为自身方法的纯粹性和普遍化而辩护，因为方法的纯粹性不能简单等同为法学方法的纯粹。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Norm, Clarendon Press, 1991， p.23. [40]同上注，Kelsen书，第121页。[119]被撤销法律完全无效与被撤销法律在个案中无效（across-the-board displacement与only piecemeal displacements）。

[99]同前注[29]， Kelsen书，第103页。[130]由此，对规范的社会有效性之研究属于道德心理学或道德社会学的范畴，可以通过统计、描述、观察、理解等方法了解。[37]按照凯尔森秉持的新康德主义—建构主义命题，规范性陈述是人对规范世界的实际、科学建构。第三，作为社会系统的社会事实。

[104]从宪法学上说，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始终以通过解释宪法一般原则及不确定法律概念来控制法律合宪性的间接效力说作为主流，[105]违宪审查的对象在各国也都是一般规范（立法）和具体规范（司法、行政决定），即便规定有宪法诉讼的联邦德国，根据《基本法》第94条第1款，诉讼争议标的也必须是生效法律，而不是另一个公民的行为。[82]同上注，第53、55页。

包含命题可以追溯到哈特的观点。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在合宪性审查中更类似中国太极图的阴阳流转，通过互相诠释、对话而达成某种视域融合。

德国《基本法》规定永不修改条款就是要防止宪法自身的失灵或失误。第二，宪法解释的超体系思维。[69] 第二，科学性研究的宪法社会学也体现出强烈的宪法惯习主义，尤其体现在他们对英国式宪法惯例和不成文宪法的研究，并以此反思中国宪法的解说性进路。[75]David Lyons, Principles, Positivism, and Legal Theory, 87 Yale Law Review 415，423-424(1977). [76]同前注[30]， H. L. A. Hart书，第250页。其次，宪法判断即便考虑道德因素，也不是作为效力标准，而是作为更强辩护理由而出现。[121]合宪性审查制度设计中显示出来的多元宪法判断方式和宪法保全部门法的设计，其实都反映出宪法面对部门法的某种谦抑性品格，体现出横向理性论证与对话，而非纵向刚性审查，才是合宪性审查的理论真谛，也是宪法规范内涵本身具有可变性乃至可错性的潜在说明。

[47]第二，与传统强调法律渊源层级结构的社会事实命题不同，系统论认为法律是一种作为结构与交往媒介的网状事实，它的效力不是被某个渊源先定与固化的，而是回溯式的，需要不断促进系统之间的耦合来事后证明，也就是德莱尔所讲的实践检测作为法效力的判断依据。[57]A. Marmor, How law is like chess, 12 Legal Theory 347(2006). [58]同前注[17]， A. Marmor书，第163页。

它实际上是以参与的观察者视角来对待实在道德：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实际起作用的流行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描述，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实在道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性辩护。第一，它建构了什么是法律这种人类实践活动，将它与其他规则区分开来，就如同象棋的具体规则构成了象棋这个游戏，将它与围棋等其他棋类区分开来。

前者意味着一个社会遵循规则R如果是出于A理由，那么有可能出于A理由而遵循另一个规则S。第二，作为规范性陈述的社会事实。

但公民个人依据该办法明确规定的劳教机关、权限、程序等内容，向法院提起撤销或确认违法之讼，则法院判断依赖法体系自身教义学标准的程度明显要更高。第一种是历史哲学模式，主要为政治教义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所主张。理想的正当程序并非部门法学中理解的实证程序规则，而是理念得以具体化必须要预设的理想程序条件，是抽象理念的具体实现机制。[49]作为合法/非法的符码是不变的，但它只具有指示作用，真正建构某一个具体决定的内容是纲要（outline），即成文法和私人规则（例如合同），而纲要需要在以司法为典型的活动中被不断具体化、被检验是否妥当，是否促进系统之间的耦合，尤其是需要在宪法与法律互相诠释与对话中接受合宪性审查，而宪法恰好又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联之处，因此其他系统会通过宪法渗透法律系统中，需要通过这种运作降低复杂性。

[95]C. Nielsen E. Hartz, Why Be Just？ The Problem of Motivation in Hegel and Rawls, Ratio Juris, Vol.31：3，pp.326-345(2018). [96]Hegel, 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T. M. Kn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7]同前注[72]， Austin书，第110页。科学性研究某种程度上偏向包容性学说，那就是道德可能成为宪法效力的来源。

[110]在实践中，很多国家宪法本身也规定了修宪在时间（例如瑞士对修改间隔的规定）、方式（例如采修正案）、内容（例如德国《基本法》第79条规定的永不修改条款）等方面限制。这四个理想的宪法规范只有通过宪法的具体适用，尤其是合宪性审查才能道成肉身，而这个合宪性审查又必须以上述理想的规范作为建构前提，最终，文章落脚于一个理想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建构，其核心要义在于： 承认宪法的可错性，从而构建一个具有实质商谈与论辩规则确保的合宪性审查程序。

[37]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序言。[140]功利主义以行为能否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规范普遍有效性的判断标准，它看到了作为理念的普遍性可以受制于具体事实条件，因此，对条件的判断是事实判断，而不是规范判断，例如人人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可以分析儿童、老人与妇女是否合适，从而可以把规范普遍化程度转化为对事实的分析与比较，而不损害规范的普遍性。

，在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和1995年《预算法》规定出台后，条文中全国人大批准国家预算的权力实际上被限缩为了中央预算。正如美国学者博尔曼（Berman）指出，宪法解释理论应该具有建构性，它必须符合融贯的标准，而不仅仅沦为一种指令式的实用主义。[24]这种理论在当代法实证主义脉络中应该追溯到哈特，他在《法律的概念》中通过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体系建构起法的双重事实命题：一个社会里某一条规则是否属于法律，最终要看它能否被社会实际存在的承认规则（rule of recognition）所鉴别出来，而这个承认规则本身也是一个社会事实，就是一个具有实效的经验的产物：社会中执行法律的官员都承认该规则具有鉴别功能，而民众也服从该规则的鉴别结果。[88]教义学倾向的学者则更愿意接受体系约束而将之解释为一个具体基本权利。

这种观点忽视了两种意义上的合理性：进入门槛的合理性与进入门槛后的合理性，前者必须依靠体系外的实践论辩加以解决（例如是否应该在宪法中加入人权条款）。系统论宪法学则主张实践检测标准，宪法效力不是来自基础规范的预设，而是在宪法不断降低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冲突中得到确认。

[117]参见刘练军：《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73页。[61]同前注[45]，卢曼书，第262页。

[21] 社会事实命题的核心要义在于反对将法的性质理解为超越人类社会的因素，理解法律的定义和内容需要剔除超越事实部分的理想性维度。但如果我们不进行此种普遍论证，则体系内规范矛盾就无法消除。